京味文化中的滿族風俗

[水電工]

趙杰 撰(北京大學東方學系)
《北京社會科學》，1997/01，92-98頁

　　滿族是一個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也是一個富取博收外來文化並善於融匯創新的民族。一千多年前，滿族的主要祖先──女真人就曾在其發祥地白山黑水一帶和早期闖關東的漢人及當地的土著諸民族發生過密切的文化接觸，形成了許多帶有融多民族特色為一爐的地方風俗。1635年，清太宗皇太極之所以同意女真、蒙古、漢人諸臣的意見，把女真改成滿洲，就是因為當時的遼東地區已經組成了以女真、蒙古、漢人、錫伯等民族為成分的八旗社團，形成了以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文化風俗為主體的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族命名僅僅9年之後，多爾袞傾八旗主力入關，帶有民族融合特點的滿族風俗也就風靡北京近300年。今天的北京，雖然離1911年清帝退位時的北京已經相去80多年，但是長期形成的滿族風俗仍然部分地保存著，甚至以滿漢（這裏的“滿”包括早期闖關東、部分女真化、後又入滿蒙漢八旗的山東、河北等地漢人，這裏的“漢”主要指的是關內明朝留在北京的漢人）融合的形式積極地活躍在京味文化中，成為北京人須臾不可離開的生活要素。下面，我們把現代北京生活諸領域中的主要滿族風俗作簡單的辨析，從中展現具有豐富營養的京味文化的民族融合性。

　　北京老哥們喜歡說的一句流口轍是：“一口京腔，兩句二黃，三餐佳饌，四季衣裳。”這也是對從清代至今北京人風俗的幽默概括，我們不妨從這裏入手，分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方面來挖掘一下滿族風俗在京味文化中的痕跡。

一、滿族風俗在北京物質生活中的表現

　　三百多年前，滿族兵及眷屬從東北進入北京內城，又盡徙原明人去外城（也叫南城）北京城裏實際上成了一個移民市區，當然滿族風俗盛行。自乾隆朝以後，內外城的界限逐漸被打破，出旗為民的滿人進外城，地位升遷的漢人進內城，內外城的滿漢民族風俗開始接觸、融合。至清末，北京滿漢融合風俗廣泛流行。到了今天，由於漢文化在北京的大面積影響，純粹的滿族風俗已經不多，大多演變成令人習焉不察的滿漢融合型風俗。表現在物質文化方面上的大體有以下幾種：

1、滿族服飾

　　滿族是一個善於騎射的民族，長袍馬褂是他們的日常服裝。旗兵的馬褂、砍肩最初進北京時只是八旗兵丁的軍服，後來為一般的民眾所青睞，成為漢族男人的常見服飾。今天的北京，這種馬甲式的砍肩還有人穿。滿族的長袍即漢人所說的旗袍，是滿族區別於漢人的最有特色的服飾標幟，因為漢人自古著裝大都是衣與裳分開，上身為“衣”，下身為“裳”，全身並不連為一體，而且“裳”是介於褲子和裙子之間的下身服飾。由於滿族上下一體的旗袍的影響，北京在清代風行起一種氅衣禮服式的旗袍。後來這種禮服式旗袍逐漸改善其款式，尤其是女式旗袍改革較快，由寬腰直筒的體式漸漸變成緊身合體的流線型，尤為北京漢族婦女所喜愛。北京婦女穿上這種旗袍以後，又被各地各族婦女所效仿，成為中國婦女特有的服式標幟。今天，作為優秀東方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旗袍又成為日本、韓國、東南亞諸國婦女的選用服裝。隨著服裝的變異與發展，北京旗袍已經代表東方走向了世界。

2、滿族飲食

　　滿族人喜歡吃麵食，尤其是黏麵食，又經常把麵食做成乾糧隨身帶著，因為遠程外出行軍或射獵時，這種麵食乾糧既耐餓又方便，滿語nunehun既表示“乾糧”，又表示“行糧”，即因於此。這種麵食乾糧後來形狀各異，品種繁多，而且製作精巧，統稱為“餑餑”。這種餑餑多以黏米麵為主要原料，並以豆餡、果仁、蜂蜜、白糖等作為佐料，用炸、烙、蒸等方法製成，不僅風味獨特而且買賣興隆。《清朝野史大觀》就曾記載：“滿人嗜麵，不常嗜米，種類繁多，有炕者、蒸者、炒者，或製之以糖、或以椒鹽，或做成龍形、蝴蝶形以及花卉形……”清宮廷裏有內餑餑房，外餑餑房，北京民間直到民國至解放初，還多設有餑餑鋪，其品種有薩其瑪、芙蓉燋、綠豆燋、豆面捲子（俗叫“驢打滾兒”）、豌豆黃、蘇葉餅、油炸燋等，其麵食的副食品有勒克（小炸食）、蜜餞等，這些滿族食品在當今的北京大多數還製做著，所以北京直到今天還流行著“滿點漢菜”之說法。

　　著名的“滿漢全席”，今天又在北京興盛起來，日本人為吃上滿漢全席，願意花1.8萬重金去品嘗，因為滿漢全席不光是豐富的滿點漢菜的飲食，還包括了對滿漢音樂、舞蹈、服飾等一系列獨特民族文化的享受。“滿漢全席”是清宮廷裏最高等級的飲食。清朝皇帝即講究用膳又講究排場，但禮儀最為嚴格、肴饌最為講究的還數宮中大宴。清朝典章制度規定，每逢除夕、元旦、上元、中秋、冬至和皇帝后妃壽辰以及皇帝大婚、大軍凱旋、外使朝見時，都要舉行宮中大宴，這種宴席分為滿席、漢席兩種，合稱滿漢全席。簡單地說，滿席分為六等，漢席為分一、二、三等及上席、中席五類，各類各等的點菜及價格都有嚴格的要求，其中還包括群膳、冷膳、熱膳、點心、奶餅、奶皮、小菜、青醬，一般要有70多品，每品少則幾樣，多則幾十樣，諸品菜肴中往往少不了燕窩、魚翅、海參、猴頭、熊掌、猩唇、鹿尾、駝峰、豹胎等珍禽異獸之肉味。清宮廷御膳房可做菜品四千多種，能製做點心四百多種。怪不得吃滿漢全席要花上幾天時間呢！今天，滿漢全席已作為北京飲食文化的“代表作”，招攬著海內外的賓客。它是滿漢融合型飲食給北京文化的巨大貢獻。此外，北京還有“滿漢大餐”高級方便麵，也是利用滿漢飲食風俗之名聲，成了現代北京物美價廉的快餐飲食。

　　滿族菜肴中的主要肉食是豬肉，豬肉的烹調方法也比別的民族多，比如燒、烤、炖、煮、煨、炒、熏、炸等，其中主要的是燒、烤，所以北京烹調技術有“滿菜多燒烤，漢菜多羹湯”之說。北京現代作為炖菜技術的火鍋吃法來源於滿族先民。一千多年前的遼代初期就有記載。關於火鍋的做法和吃法，《清稗類鈔》中曾這樣的描寫到：“京師冬日，酒家沽飲，案輒有一小釜，沃湯其中，熾火於下，盤置雞魚羊豕之肉片，俾客自投之，俟熟而食。有雜以菊花瓣者，曰菊花火鍋；宜於水酌。”滿族人稱這種炖菜為“鍋子”，在較寒冷的東北，多以野獸山禽肉投入火鍋中，配之以酸菜、粉條等，大家圍在鍋旁，既品嘗野味，又圍火取暖。火鍋還適合行軍野炊，帶有山野粗獷、醇釅的風味。這種做法隨清軍進入北京而流行，語言上也由滿式漢語的“鍋子”規範成北京漢語的“火鍋”，還因火鍋專炖羊肉片而稱為“涮羊肉”，又依火鍋炖菜品種各異而稱為三鮮火鍋、什錦火鍋等，成為風行北京的有名菜肴。

　　今天北京人喜歡喝粥的飲食習慣，與周圍的華北諸地小有不同，這多少與滿族旗人喜歡喝粥的飲食習慣有關。滿族主食除餑餑外，就是粥食了，米飯是再其次的。清宮廷尤愛粥食，御善房的點心要配以粥食，在《皇帝節次照常膳底檔》中，分明記載著皇帝御膳每頓都有幾種粥，如粳米粥、小米粥、素梗米粥、薏仁米粥、豇豆粥等。此外，還有應節氣的荷葉粥、藕粥、綠豆粥、肉粥、果汁粥、大麥粥等等。北京的滿族平民一般喝小豆甜粥、豌豆粥、杏仁粥、八寶粥。現在北京市民不管滿漢都喜歡這幾種粥類小吃。

3.滿族居室

　　滿族式的火墻、火炕過去無論在清宮廷內還是在內外城民間，都是居室建構中必不可少的保暖設施，今天的北京已很少用了，但滿族室外居民的四合院卻仍然在高樓大廈中顯示著它那獨特的京味風韻。這種四合院與南方漢族天井式的院落不同，是對古代北京漢族四合院的一種修改。早在滿族入關前的東北，滿族富貴人家或村中大戶，除建座北朝南的正房外，還要圍起東西兩趟廂房，又建有南向（多是坐南朝北）房把整個院落四周圍起來，南向門房中間留有門洞，滿式漢語叫“門臉兒”。這種四合的院落象徵或昭示著四世同堂。滿族人認為，同堂居住的輩數越多越好，分輩分家分居是違反家族規則的。因此，一個家族幾世同堂一個四合院，數個家族構成一個村落或一個小城，形成了錯落有致的城居格局（滿語叫hūtun）。每一四合院緊對門洞的院內，在一定距離後，建一足能擋住院內的方墻，通常墻上畫有代表該家族希冀的詩書畫，俗稱此墻為“影壁”。影壁後樹立一根八尺左右大約碗口粗的木杆。杆頂端固定一個錫制或木製的鬥子，滿族人統稱它為“索倫杆子”，意即神杆。每次舉行祭祖或薩滿教儀式時都要放入杆頂鬥子裏一些肉食，據說是為慰勞拯救過老汗王（指努爾哈赤）的喜鵲天鳥。滿族進北京後，這種滿式四合院居住格局隨八旗軍進入內城而逐漸改造、保存了下來，只是院內的索倫杆子隨著滿族薩滿教向儒家思想信仰的演變而逐漸不用了。今天的北京二環路以內的東城、西城，原清朝北京西郊“外三營”駐地的藍靛廠、圓明圓、香山三處，還部分地留有這種四合院式的旗房，這是滿族居住風俗在北京生活中的痕跡。

二、滿族風俗在北京精神生活中的表現

　　以滿族為主的清朝政府是世居在北京的中國最高統治者，清初決定國家大事的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參加者都是滿族軍政要人，八旗官兵及眷屬也移居進皇城及紫禁城周圍的內城，他們實際上成了人上之人的貴族。因此，有清以來的北京，從皇帝到一般旗人，一直成為外城和外地平民百姓所景仰或羡慕的對象。作為皇帝及上層旗人的語言、文學、藝術、體育及思想性格潛移默化地影響京味文化，也就不足為奇了。下面我們僅從四個方面來“掃描”一下現代北京生活中的滿族風俗。

1.滿語及滿式漢語

　　語言是社會交際須臾不可離開的工具，也是表達、交流思想的媒介。滿族人在1644年入關以前，主要說的是以建州、海西女真方言為主並吸收一些漢語、蒙古語借詞的滿語，進北京後，由於清廷開設八旗官學、宗室覺羅學，鼓勵滿人學漢語，加之內城滿漢旗人間及內外城滿漢人之間交際的迫切需要，滿人在“入則講滿，出則講漢”（這是清初滿人對當時雙語狀況的描寫）的語言環境中主要通過自學學會了帶有滿語特點的漢語，由於這種滿式漢語既是滿族旗人和清廷的貴族語言，又是北京滿、蒙、漢、回各族人民的通用語言，它就作為權威方言逐漸覆蓋了東北帶進來的滿語和原明朝北京人遷入外城所講的漢語，而這種覆蓋更多地帶有積極融合的性質。今天所說的老北京話，主要就是由明代北京漢語和旗人滿式漢語再加上滿語借詞三部分構成的。自然，其中明代北京漢語裏保存了有少量土耳其語、蒙古語等借詞和華北及南京漢語方言的一些詞匯，其中清代滿語借詞裏包括金代中都時的女真語借詞，但這三部分由滿式漢語來“統帥”確是歷史事實。例如，滿式漢語豐富了明末北京的化合兒化音，如“隊兒”、“棍兒”等，加進了滿語轉成漢語時的過渡型拼合兒化音，如“花兒”、“式兒”、“藏貓兒”、“便衣兒”等，又把放入時滿語京語口語前重後輕的音重律帶入滿式漢語，產生了北京話詞匯中特有的輕音現象，如“東西”、“抹布”、“保定”、“西直門”、“石家莊”等詞的第二個音節均為全輕音，但滿語借詞這部分仍以滿語詞和滿漢融合詞的形式明顯地活躍在北京人的口語中，我們需舉幾例，大家對他們會由習焉不察到恍然大悟。

a.滿語詞

薩其瑪（一種糖纏式的糕點）滿語讀為sacima
勒克（一種小炸食）滿語讀為leke
和弄（攪拌、混合）滿語讀為xolombi
搿查（檢查、論證）滿語讀為baicambi
撒目（快看）滿語讀為sabumbi
瑪呼（鬼臉、假面具）滿語讀為maxū
哈拉（肉、油等變味）滿語讀為xala
劃拉（掃）滿語讀為xualambi
哈了巴（肩胛骨）滿語讀為xalba
忽喇（風動聲）滿語讀為xūla

b.滿漢融合詞（括號內的為滿語）

（檔）案    軍中文書 dangse
（咋）呼    頻繁應答 jabu
哨（卡）    哨探 qarun
（鴉目）悄 晚上 yamji
（貓）匿    樹木、藏 mo
（壓）馬路 走、行走 yabumbi
公子（哥） 少爺 age
末（拉拉） 末尾 lala
吱咋（嗻） 是 答應聲 je
（呣）們    我們 muse

　　現代北京話裏除了前述講到的有滿語發音習慣帶入的“輕音”“兒化”詞之外，還有大量的因滿族風俗而創造的滿式漢語詞。例如：

剃頭、抓辮子、捅樓子、旗袍、下嫁、收養

　　其中的每個詞都可以講出一段有關滿族風俗的小故事。

　　與滿族有關的北京語言是個饒有興趣的課題，北京話中的滿語成分也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語言學學術問題，只有細緻考證和辨析，才會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2.旗人作品對北京文學的貢獻

　　隨著清初滿語向漢語的轉換，旗人不知不覺地把兩種語言的思維模式和表達才華優化疊置，化為一種帶有滿語特徵的旗人北京話，加上乾隆朝以後，旗人的“國語騎射”漸趨廢弛，廣大中下層知識分子更熱衷於酒後茶餘的娛樂消遣，作為吃皇糧的八旗子弟也有精力去追求詩、書、畫創作和語言的“侃大山”。這些條件使北京的旗人有能力來玩味、提高語言的表達技巧。特別是清中、後期，旗人用漢語創作的大批作品也把近古漢語的白話文學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這有兩個表現形式。

a.子弟書曲詞的創作

　　子弟書即八旗子弟下層知識分子的民間曲藝作品，它興起於乾隆年間，一直到清末民國，在北京久盛不衰。因為子弟書善講故事，通俗易懂，為廣大下層滿漢民眾所喜聞樂見。配上鼓曲演唱後，字句幽默風趣，語言典雅綺麗，聲韻和諧，抑揚頓挫，加之生動感人的故事情節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這種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文學形式佔領了清末北京俗文學的舞臺。現代北京話之所以如此豐富，北京民間曲藝之所以如此發達，與滿族子弟書的發展密切相關。

b.旗人作家的小說創作

　　幾乎與子弟書創作興起的同時，旗人作家的白話文學創作也進入了成熟期。乾隆年間，以曹雪芹和敦敏等為代表的滿族作家群繼承了前人納蘭性德、顧太清等滿族詩詞的創作手法，把滿漢兩種語言文學風格融為一體，創作了具有高度語文技巧的詩詞和小說。清朝著名漢族大詩人袁枚在《隨園詩話補遺》中這樣寫道：“近日滿洲風雅，遠勝漢人，雖司軍旅，無不能詩。”尤其是正白旗包衣曹雪芹的《紅樓夢》，把古白話小說語言藝術和文學成就都推到了最高峰，成為近古漢語文學形式的楷模。咸同年間旗人文康創作的《兒女英雄傳》，雖然在思想內容上不能和《紅樓夢》相比，但白話文學語言的藝術造詣堪稱又一“大腕兒”。此外，清朝滿族作家的散文創作也成就斐然，如昭的《嘯亭雜錄》，麟慶的《鴻雪因緣圖記》，和邦額的《夜譚隨錄》，慶蘭的《螢窗異草》等，都在有清一代的北京成為富有影響的文學作品。

　　正因為滿族白話文學在清代的巨大成就，才會有現代文學上“人民藝術家”老舍等的一脈相承。老舍的《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茶館》、《正紅旗下》等反映北京滿漢民族生活的作品，至今仍被廣大北京民眾所熟知。滿族在小說創作上獨領風騷的傳統在今天的北京仍然隆隆嗣響。當代滿族作家群仍是影響北京文學的一支重要力量，如端木蕻良、舒群、馬加、關沫南、寒風、朱春雨、趙大年、王朔等，他們繼續為豐富北京的文學做著自己的貢獻。

3.滿族文體活動在北京生活中的反映

　　有清以來的北京，富有遊牧騎射風韻的滿族八角鼓曲藝一直成為北京人喜看愛聽的文娛節目，成為老北京人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八角鼓是滿族從東北帶下來的一種軍旅娛樂形式，其構造方法與八旗軍組織寓意相關，這種曲鼓用八塊硬木鑲銀邊，蟒皮蒙面，八個面象徵著滿族的八個旗。它最早源於東北滿族民間，後傳入八旗軍中，又胡清軍入關帶入北京。清代的北京設有很多演唱八角鼓的活動場所，白鳳鳴在《弦史話》裏曾記載：“在道光、咸豐年間，北京有大大小小很多‘八角鼓’票房。”滿族八角鼓又吸收了北京民間雜曲、小調及元、明諸宮調等內容，使其更充實，更完善。文學上也由滿漢合璧逐漸變成純漢文，演唱上也由單唱變成三人合演，增設逗哏。至咸同年間，北京能演八角鼓的旗人又開始創演相聲。相聲發起人張三祿就是編演八角鼓的專業演員（詳見雲遊客《江湖叢談》之介紹）。從八角鼓與相聲與演奏者的連接性來看，滿族八角鼓對後來發展起來的相聲藝術很可能有影響。北京不僅是相聲發源地，而且旗人後裔演說相聲的一直很多，當代相聲大師侯寶林、常寶坤，以及著名相聲演員常寶華、侯躍文、常貴田等都是北京滿族。

　　滿族也是一個喜歡體育運動的民族，如珍珠球、踢毽子、騎射競技等項目，都在歷史上或在今天的滿族地區盛行，但今天在北京留有痕跡的，當算作滑冰刀。

　　滿族生活在寒冷的東北，處在白山黑水的林海雪原間，其主要的交通便道是冰凍的湖泊，冰凍的江河，這為他們進行冰上交通和體育活動提供了廣闊而便利的條件。當初，滿族的先人是用獸骨綁在腳下滑冰，後來改善成用一根直鐵條釘在鞋底正中，這就是早期所謂的“冰刀”。這種冰刀即能作為冰上體育運動的器具，又能作為軍隊移動的器械。據說，金太祖阿骨打和他的女真將士就是腳下綁著這種冰滑子，急行軍在松花江面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下遼國的賓州城的。1625年正月初二，清太祖努爾哈赤在渾河跑冰城上主持過冰上賽跑和滑冰比賽。入關進北京後，冰上體育運動被北京滿漢市民稱作“國俗”，乾隆皇帝也在“冰嬉賦序”中把冰上體育運動稱為“國俗”，並於每年農曆十月都要在北海的冰面上檢閱八旗兵丁的滑冰技藝。當時叫“跑冰鞋”或“滑冰鞋”，後來才叫作“滑冰刀”。表演形式也多種多樣，有速度滑冰、花樣滑冰等（參見韓耀旗　林乾《清代滿族風情》）。此外，今天北京小孩子喜歡的“溜冰車”、“抽冰嗄”（也叫“抽冰猴”）也是滿族從東北傳下來的兒童體育，這些滿族體育活動豐富了北京的體育生活。

4.融進北京文化中的滿族禮節和性格

　　滿族是一個十分重視禮節和禮貌的民族，北京俗話說，“滿族人規矩大”，“旗人講究多”，蓋出於此。清人《寧古塔紀略》載：“旗人重禮節……”“相見惟執手，送客則手略屈，久別乍晤，彼此相抱，復執手問安。”有清以來的北京，滿族禮節風俗如請安、打千、抱見等，在北京各民族的禮節中獨領風騷。滿族下輩對長輩，三日一請安，五日一打千。請安為普通禮，見熟人垂手站立，鞠躬唱諾：請某某安。打千為重禮，通常是下對上，男式為先哈腰，左腿前伸並彎曲，右腿曳後；左手扶膝，右手下垂，口中同時唱諾：請某某安。女式是頭微低，雙手貼腹相交，膝下蹲，同時唱諾：請某某安。今天的北京，請安禮在老人間不管滿漢都還偶用。男子打千禮已不用，但女子打千禮在特定的場合下還使用，比如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倪萍1995年7月4日晚在北大演出謝幕時就用了這種禮節，贏得了北大師生更為熱烈的掌聲。

　　滿族素有“俗尚齒，不序貴賤”的風俗，以前，少輩見到長輩，不分地位高低、貧富貴賤，皆尊稱“馬法”（mafa，漢譯音為老爺子）。在入關以前的東北，從努爾哈赤時代起就有相見時的禮儀迴避制，如行進中備御遇參將，則命傘兵迴避，只身相見。一般旗人途中遇見長輩，也“必鞠躬垂手”而問“賽音”（滿語sain，漢譯為“好”），待長輩走過後，方可行動。騎馬遇到長輩還要下馬，長者也客氣地說：“謝謝阿哥，請馬上先行”。這種禮貌待人的習慣今天雖不像清朝那樣嚴格，但在全國各地原清朝統一駐防八旗的滿族聚居區仍然明顯與當地漢人有別，凡是滿族人見到熟人都主動說話，而一些漢人是不太注重這種見面禮的，儘管是熟人，有事說話，無事點頭一過，甚至不點頭就過去的也不在乎，所謂“點頭之交”，正是漢人的普通禮節。北京的滿族人不僅講見面禮，也十分講究禮貌語言，近古漢語發展出的第二人稱尊稱“您”本來是和“你”並用的，對普通聽話人用“你”，對值得尊敬的聽話人用“您”。旗人在生氣罵人時都是“他媽的，您××××。”正如美國人“謝謝”不離口一樣，北京滿族人是“您”字不離口，進而影響了北京話，使普通第二人稱“你”逐漸被第二人稱尊稱“您”所代替。現代北京人不同於外地的突出用語就是只用“您”，而外地漢語和普通話漢語仍是“您”、“你”視尊敬與否而選擇使用，這正是滿族禮俗在北京生活中的痕跡。另外，今天北京人除官方場合的正式會議外，聚會經常是以年齡長幼排禮節坐次，不問職位高低，少輩見年長者主動問好，平時禮貌用語的使用也明顯多於外地，這些似與重禮貌的滿族在北京生活近三百年的潛移默化有關。

　　滿族人具有忠誠、直爽、耿介的性格，過去的旗人十分忠於上級，對長輩或上級的指示決不當面辯駁，而是不講價錢不講條件地回答“”，並且盡心盡力努力照辦。對上級的批評更是勇於接受，富有內疚、反省和自我批評精神。鴉片戰爭以後，清朝八旗兵用大刀長矛面對英法聯軍的洋槍洋炮，毫無懼色。革命導師恩格斯曾在《英軍對華的新遠征》一文中高度讚揚過八旗兵忠於中國勇敢戰鬥的精神，並指出，如果當時中國軍人都能像鎮江保衛戰的八旗兵那樣，英軍絕對佔領不了南京。即使是戰敗了，八旗將士也不埋怨指揮失誤的清政府，而總是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這種精神從今天看封建社會似是一種愚忠，但從民族性格的思想性看，它又是一種精神財富。這種精神表現在民間的與人相處上，就體現了直爽對人，耿介豪放，勇於實施不指望索取的給予。滿族文學家老舍在回憶他和滿族語言學家羅常培的友誼時曾說：“莘田是學者，我不是，他的書我看不懂，那麼我們倆為什麼老說得來，不管相隔多遠，老彼此惦念呢？我想首先是我倆在做人上有相同之點，我們都恥於巴結人，又不怕自己吃點虧。”老舍又說：“記得在抗日戰爭中，我在北碚，莘田由昆明來訪，我就去賣了一身舊衣裳，好請他吃一頓小飯館兒。”（詳見《中國語文》1959年第1期第23頁）這是滿族人處世哲學的一個小小縮影。今天的北京，滿漢兩族的思想性格已經融為一體，在哪個城區裏明確劃分出滿漢人的性格都已經很難，但人們通常說北京人豪放，曠達的性格與上海人有別，與緊緊毗鄰的天津人也不同，這種民族融合性的地域性格，不能排除滿族人的融合作用。

　　滿族風俗在現代北京生活中的上述表現遠不止於此，比如滿族的書畫、滿族的地名等等，但僅僅通過已述的這些痕跡，我們已經看到了京味文化中滿族成分的重要性。在北京滿漢族緣集團向地緣集團的演進中，確實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型文化結構，我們應該在這個結構中繼續挖掘滿文化的精華，總結北京滿文化的財富，從而為弘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多作貢獻！

[水電工]

赵杰 撰(北京大学东方学系)
《北京社会科学》，1997/01，92-98页

　　满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也是一个富取博收外来文化并善于融汇创新的民族。一千多年前，满族的主要祖先──女真人就曾在其发祥地白山黑水一带和早期闯关东的汉人及当地的土著诸民族发生过密切的文化接触，形成了许多带有融多民族特色为一炉的地方风俗。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之所以同意女真、蒙古、汉人诸臣的意见，把女真改成满洲，就是因为当时的辽东地区已经组成了以女真、蒙古、汉人、锡伯等民族为成分的八旗社团，形成了以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文化风俗为主体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命名仅仅9年之后，多尔衮倾八旗主力入关，带有民族融合特点的满族风俗也就风靡北京近300年。今天的北京，虽然离1911年清帝退位时的北京已经相去80多年，但是长期形成的满族风俗仍然部分地保存着，甚至以满汉（这里的“满”包括早期闯关东、部分女真化、后又入满蒙汉八旗的山东、河北等地汉人，这里的“汉”主要指的是关内明朝留在北京的汉人）融合的形式积极地活跃在京味文化中，成为北京人须臾不可离开的生活要素。下面，我们把现代北京生活诸领域中的主要满族风俗作简单的辨析，从中展现具有丰富营养的京味文化的民族融合性。

　　北京老哥们喜欢说的一句流口辙是：“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佳馔，四季衣裳。”这也是对从清代至今北京人风俗的幽默概括，我们不妨从这里入手，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来挖掘一下满族风俗在京味文化中的痕迹。

一、满族风俗在北京物质生活中的表现

　　三百多年前，满族兵及眷属从东北进入北京内城，又尽徙原明人去外城（也叫南城）北京城里实际上成了一个移民市区，当然满族风俗盛行。自乾隆朝以后，内外城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出旗为民的满人进外城，地位升迁的汉人进内城，内外城的满汉民族风俗开始接触、融合。至清末，北京满汉融合风俗广泛流行。到了今天，由于汉文化在北京的大面积影响，纯粹的满族风俗已经不多，大多演变成令人习焉不察的满汉融合型风俗。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上的大体有以下几种：

1、满族服饰

　　满族是一个善于骑射的民族，长袍马褂是他们的日常服装。旗兵的马褂、砍肩最初进北京时只是八旗兵丁的军服，后来为一般的民众所青睐，成为汉族男人的常见服饰。今天的北京，这种马甲式的砍肩还有人穿。满族的长袍即汉人所说的旗袍，是满族区别于汉人的最有特色的服饰标帜，因为汉人自古着装大都是衣与裳分开，上身为“衣”，下身为“裳”，全身并不连为一体，而且“裳”是介于裤子和裙子之间的下身服饰。由于满族上下一体的旗袍的影响，北京在清代风行起一种氅衣礼服式的旗袍。后来这种礼服式旗袍逐渐改善其款式，尤其是女式旗袍改革较快，由宽腰直筒的体式渐渐变成紧身合体的流线型，尤为北京汉族妇女所喜爱。北京妇女穿上这种旗袍以后，又被各地各族妇女所效仿，成为中国妇女特有的服式标帜。今天，作为优秀东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旗袍又成为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妇女的选用服装。随着服装的变异与发展，北京旗袍已经代表东方走向了世界。

2、满族饮食

　　满族人喜欢吃面食，尤其是黏面食，又经常把面食做成干粮随身带着，因为远程外出行军或射猎时，这种面食干粮既耐饿又方便，满语nunehun既表示“干粮”，又表示“行粮”，即因于此。这种面食干粮后来形状各异，品种繁多，而且制作精巧，统称为“饽饽”。这种饽饽多以黏米面为主要原料，并以豆馅、果仁、蜂蜜、白糖等作为佐料，用炸、烙、蒸等方法制成，不仅风味独特而且买卖兴隆。《清朝野史大观》就曾记载：“满人嗜面，不常嗜米，种类繁多，有炕者、蒸者、炒者，或制之以糖、或以椒盐，或做成龙形、蝴蝶形以及花卉形……”清宫廷里有内饽饽房，外饽饽房，北京民间直到民国至解放初，还多设有饽饽铺，其品种有萨其玛、芙蓉燋、绿豆燋、豆面卷子（俗叫“驴打滚儿”）、豌豆黄、苏叶饼、油炸燋等，其面食的副食品有勒克（小炸食）、蜜饯等，这些满族食品在当今的北京大多数还制做着，所以北京直到今天还流行着“满点汉菜”之说法。

　　著名的“满汉全席”，今天又在北京兴盛起来，日本人为吃上满汉全席，愿意花1.8万重金去品尝，因为满汉全席不光是丰富的满点汉菜的饮食，还包括了对满汉音乐、舞蹈、服饰等一系列独特民族文化的享受。“满汉全席”是清宫廷里最高等级的饮食。清朝皇帝即讲究用膳又讲究排场，但礼仪最为严格、肴馔最为讲究的还数宫中大宴。清朝典章制度规定，每逢除夕、元旦、上元、中秋、冬至和皇帝后妃寿辰以及皇帝大婚、大军凯旋、外使朝见时，都要举行宫中大宴，这种宴席分为满席、汉席两种，合称满汉全席。简单地说，满席分为六等，汉席为分一、二、三等及上席、中席五类，各类各等的点菜及价格都有严格的要求，其中还包括群膳、冷膳、热膳、点心、奶饼、奶皮、小菜、青酱，一般要有70多品，每品少则几样，多则几十样，诸品菜肴中往往少不了燕窝、鱼翅、海参、猴头、熊掌、猩唇、鹿尾、驼峰、豹胎等珍禽异兽之肉味。清宫廷御膳房可做菜品四千多种，能制做点心四百多种。怪不得吃满汉全席要花上几天时间呢！今天，满汉全席已作为北京饮食文化的“代表作”，招揽着海内外的宾客。它是满汉融合型饮食给北京文化的巨大贡献。此外，北京还有“满汉大餐”高级方便面，也是利用满汉饮食风俗之名声，成了现代北京物美价廉的快餐饮食。

　　满族菜肴中的主要肉食是猪肉，猪肉的烹调方法也比别的民族多，比如烧、烤、炖、煮、煨、炒、熏、炸等，其中主要的是烧、烤，所以北京烹调技术有“满菜多烧烤，汉菜多羹汤”之说。北京现代作为炖菜技术的火锅吃法来源于满族先民。一千多年前的辽代初期就有记载。关于火锅的做法和吃法，《清稗类钞》中曾这样的描写到：“京师冬日，酒家沽饮，案辄有一小釜，沃汤其中，炽火于下，盘置鸡鱼羊豕之肉片，俾客自投之，俟熟而食。有杂以菊花瓣者，曰菊花火锅；宜于水酌。”满族人称这种炖菜为“锅子”，在较寒冷的东北，多以野兽山禽肉投入火锅中，配之以酸菜、粉条等，大家围在锅旁，既品尝野味，又围火取暖。火锅还适合行军野炊，带有山野粗犷、醇酽的风味。这种做法随清军进入北京而流行，语言上也由满式汉语的“锅子”规范成北京汉语的“火锅”，还因火锅专炖羊肉片而称为“涮羊肉”，又依火锅炖菜品种各异而称为三鲜火锅、什锦火锅等，成为风行北京的有名菜肴。

　　今天北京人喜欢喝粥的饮食习惯，与周围的华北诸地小有不同，这多少与满族旗人喜欢喝粥的饮食习惯有关。满族主食除饽饽外，就是粥食了，米饭是再其次的。清宫廷尤爱粥食，御善房的点心要配以粥食，在《皇帝节次照常膳底档》中，分明记载着皇帝御膳每顿都有几种粥，如粳米粥、小米粥、素梗米粥、薏仁米粥、豇豆粥等。此外，还有应节气的荷叶粥、藕粥、绿豆粥、肉粥、果汁粥、大麦粥等等。北京的满族平民一般喝小豆甜粥、豌豆粥、杏仁粥、八宝粥。现在北京市民不管满汉都喜欢这几种粥类小吃。

3.满族居室

　　满族式的火墙、火炕过去无论在清宫廷内还是在内外城民间，都是居室建构中必不可少的保暖设施，今天的北京已很少用了，但满族室外居民的四合院却仍然在高楼大厦中显示着它那独特的京味风韵。这种四合院与南方汉族天井式的院落不同，是对古代北京汉族四合院的一种修改。早在满族入关前的东北，满族富贵人家或村中大户，除建座北朝南的正房外，还要围起东西两趟厢房，又建有南向（多是坐南朝北）房把整个院落四周围起来，南向门房中间留有门洞，满式汉语叫“门脸儿”。这种四合的院落象征或昭示着四世同堂。满族人认为，同堂居住的辈数越多越好，分辈分家分居是违反家族规则的。因此，一个家族几世同堂一个四合院，数个家族构成一个村落或一个小城，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城居格局（满语叫hūtun）。每一四合院紧对门洞的院内，在一定距离后，建一足能挡住院内的方墙，通常墙上画有代表该家族希冀的诗书画，俗称此墙为“影壁”。影壁后树立一根八尺左右大约碗口粗的木杆。杆顶端固定一个锡制或木制的斗子，满族人统称它为“索伦杆子”，意即神杆。每次举行祭祖或萨满教仪式时都要放入杆顶斗子里一些肉食，据说是为慰劳拯救过老汗王（指努尔哈赤）的喜鹊天鸟。满族进北京后，这种满式四合院居住格局随八旗军进入内城而逐渐改造、保存了下来，只是院内的索伦杆子随着满族萨满教向儒家思想信仰的演变而逐渐不用了。今天的北京二环路以内的东城、西城，原清朝北京西郊“外三营”驻地的蓝靛厂、圆明圆、香山三处，还部分地留有这种四合院式的旗房，这是满族居住风俗在北京生活中的痕迹。

二、满族风俗在北京精神生活中的表现

　　以满族为主的清朝政府是世居在北京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清初决定国家大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参加者都是满族军政要人，八旗官兵及眷属也移居进皇城及紫禁城周围的内城，他们实际上成了人上之人的贵族。因此，有清以来的北京，从皇帝到一般旗人，一直成为外城和外地平民百姓所景仰或羡慕的对象。作为皇帝及上层旗人的语言、文学、艺术、体育及思想性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京味文化，也就不足为奇了。下面我们仅从四个方面来“扫描”一下现代北京生活中的满族风俗。

1.满语及满式汉语

　　语言是社会交际须臾不可离开的工具，也是表达、交流思想的媒介。满族人在1644年入关以前，主要说的是以建州、海西女真方言为主并吸收一些汉语、蒙古语借词的满语，进北京后，由于清廷开设八旗官学、宗室觉罗学，鼓励满人学汉语，加之内城满汉旗人间及内外城满汉人之间交际的迫切需要，满人在“入则讲满，出则讲汉”（这是清初满人对当时双语状况的描写）的语言环境中主要通过自学学会了带有满语特点的汉语，由于这种满式汉语既是满族旗人和清廷的贵族语言，又是北京满、蒙、汉、回各族人民的通用语言，它就作为权威方言逐渐覆盖了东北带进来的满语和原明朝北京人迁入外城所讲的汉语，而这种覆盖更多地带有积极融合的性质。今天所说的老北京话，主要就是由明代北京汉语和旗人满式汉语再加上满语借词三部分构成的。自然，其中明代北京汉语里保存了有少量土耳其语、蒙古语等借词和华北及南京汉语方言的一些词汇，其中清代满语借词里包括金代中都时的女真语借词，但这三部分由满式汉语来“统帅”确是历史事实。例如，满式汉语丰富了明末北京的化合儿化音，如“队儿”、“棍儿”等，加进了满语转成汉语时的过渡型拼合儿化音，如“花儿”、“式儿”、“藏猫儿”、“便衣儿”等，又把放入时满语京语口语前重后轻的音重律带入满式汉语，产生了北京话词汇中特有的轻音现象，如“东西”、“抹布”、“保定”、“西直门”、“石家庄”等词的第二个音节均为全轻音，但满语借词这部分仍以满语词和满汉融合词的形式明显地活跃在北京人的口语中，我们需举几例，大家对他们会由习焉不察到恍然大悟。

a.满语词

萨其玛（一种糖缠式的糕点）满语读为sacima
勒克（一种小炸食）满语读为leke
和弄（搅拌、混合）满语读为xolombi
搿查（检查、论证）满语读为baicambi
撒目（快看）满语读为sabumbi
玛呼（鬼脸、假面具）满语读为maxū
哈拉（肉、油等变味）满语读为xala
划拉（扫）满语读为xualambi
哈了巴（肩胛骨）满语读为xalba
忽喇（风动声）满语读为xūla

b.满汉融合词（括号内的为满语）

（档）案    军中文书 dangse
（咋）呼    频繁应答 jabu
哨（卡）    哨探 qarun
（鸦目）悄 晚上 yamji
（猫）匿    树木、藏 mo
（压）马路 走、行走 yabumbi
公子（哥） 少爷 age
末（拉拉） 末尾 lala
吱咋（嗻） 是 答应声 je
（呣）们    我们 muse

　　现代北京话里除了前述讲到的有满语发音习惯带入的“轻音”“儿化”词之外，还有大量的因满族风俗而创造的满式汉语词。例如：

剃头、抓辫子、捅楼子、旗袍、下嫁、收养

　　其中的每个词都可以讲出一段有关满族风俗的小故事。

　　与满族有关的北京语言是个饶有兴趣的课题，北京话中的满语成分也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语言学学术问题，只有细致考证和辨析，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2.旗人作品对北京文学的贡献

　　随着清初满语向汉语的转换，旗人不知不觉地把两种语言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才华优化迭置，化为一种带有满语特征的旗人北京话，加上乾隆朝以后，旗人的“国语骑射”渐趋废弛，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更热衷于酒后茶余的娱乐消遣，作为吃皇粮的八旗子弟也有精力去追求诗、书、画创作和语言的“侃大山”。这些条件使北京的旗人有能力来玩味、提高语言的表达技巧。特别是清中、后期，旗人用汉语创作的大批作品也把近古汉语的白话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有两个表现形式。

a.子弟书曲词的创作

　　子弟书即八旗子弟下层知识分子的民间曲艺作品，它兴起于乾隆年间，一直到清末民国，在北京久盛不衰。因为子弟书善讲故事，通俗易懂，为广大下层满汉民众所喜闻乐见。配上鼓曲演唱后，字句幽默风趣，语言典雅绮丽，声韵和谐，抑扬顿挫，加之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这种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形式占领了清末北京俗文学的舞台。现代北京话之所以如此丰富，北京民间曲艺之所以如此发达，与满族子弟书的发展密切相关。

b.旗人作家的小说创作

　　几乎与子弟书创作兴起的同时，旗人作家的白话文学创作也进入了成熟期。乾隆年间，以曹雪芹和敦敏等为代表的满族作家群继承了前人纳兰性德、顾太清等满族诗词的创作手法，把满汉两种语言文学风格融为一体，创作了具有高度语文技巧的诗词和小说。清朝著名汉族大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这样写道：“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尤其是正白旗包衣曹雪芹的《红楼梦》，把古白话小说语言艺术和文学成就都推到了最高峰，成为近古汉语文学形式的楷模。咸同年间旗人文康创作的《儿女英雄传》，虽然在思想内容上不能和《红楼梦》相比，但白话文学语言的艺术造诣堪称又一“大腕儿”。此外，清朝满族作家的散文创作也成就斐然，如昭的《啸亭杂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和邦额的《夜谭随录》，庆兰的《萤窗异草》等，都在有清一代的北京成为富有影响的文学作品。

　　正因为满族白话文学在清代的巨大成就，才会有现代文学上“人民艺术家”老舍等的一脉相承。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等反映北京满汉民族生活的作品，至今仍被广大北京民众所熟知。满族在小说创作上独领风骚的传统在今天的北京仍然隆隆嗣响。当代满族作家群仍是影响北京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如端木蕻良、舒群、马加、关沫南、寒风、朱春雨、赵大年、王朔等，他们继续为丰富北京的文学做着自己的贡献。

3.满族文体活动在北京生活中的反映

　　有清以来的北京，富有游牧骑射风韵的满族八角鼓曲艺一直成为北京人喜看爱听的文娱节目，成为老北京人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八角鼓是满族从东北带下来的一种军旅娱乐形式，其构造方法与八旗军组织寓意相关，这种曲鼓用八块硬木镶银边，蟒皮蒙面，八个面象征着满族的八个旗。它最早源于东北满族民间，后传入八旗军中，又胡清军入关带入北京。清代的北京设有很多演唱八角鼓的活动场所，白凤鸣在《弦史话》里曾记载：“在道光、咸丰年间，北京有大大小小很多‘八角鼓’票房。”满族八角鼓又吸收了北京民间杂曲、小调及元、明诸宫调等内容，使其更充实，更完善。文学上也由满汉合璧逐渐变成纯汉文，演唱上也由单唱变成三人合演，增设逗哏。至咸同年间，北京能演八角鼓的旗人又开始创演相声。相声发起人张三禄就是编演八角鼓的专业演员（详见云游客《江湖丛谈》之介绍）。从八角鼓与相声与演奏者的连接性来看，满族八角鼓对后来发展起来的相声艺术很可能有影响。北京不仅是相声发源地，而且旗人后裔演说相声的一直很多，当代相声大师侯宝林、常宝坤，以及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华、侯跃文、常贵田等都是北京满族。

　　满族也是一个喜欢体育运动的民族，如珍珠球、踢毽子、骑射竞技等项目，都在历史上或在今天的满族地区盛行，但今天在北京留有痕迹的，当算作滑冰刀。

　　满族生活在寒冷的东北，处在白山黑水的林海雪原间，其主要的交通便道是冰冻的湖泊，冰冻的江河，这为他们进行冰上交通和体育活动提供了广阔而便利的条件。当初，满族的先人是用兽骨绑在脚下滑冰，后来改善成用一根直铁条钉在鞋底正中，这就是早期所谓的“冰刀”。这种冰刀即能作为冰上体育运动的器具，又能作为军队移动的器械。据说，金太祖阿骨打和他的女真将士就是脚下绑着这种冰滑子，急行军在松花江面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辽国的宾州城的。1625年正月初二，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浑河跑冰城上主持过冰上赛跑和滑冰比赛。入关进北京后，冰上体育运动被北京满汉市民称作“国俗”，乾隆皇帝也在“冰嬉赋序”中把冰上体育运动称为“国俗”，并于每年农历十月都要在北海的冰面上检阅八旗兵丁的滑冰技艺。当时叫“跑冰鞋”或“滑冰鞋”，后来才叫作“滑冰刀”。表演形式也多种多样，有速度滑冰、花样滑冰等（参见韩耀旗　林干《清代满族风情》）。此外，今天北京小孩子喜欢的“溜冰车”、“抽冰嗄”（也叫“抽冰猴”）也是满族从东北传下来的儿童体育，这些满族体育活动丰富了北京的体育生活。

4.融进北京文化中的满族礼节和性格

　　满族是一个十分重视礼节和礼貌的民族，北京俗话说，“满族人规矩大”，“旗人讲究多”，盖出于此。清人《宁古塔纪略》载：“旗人重礼节……”“相见惟执手，送客则手略屈，久别乍晤，彼此相抱，复执手问安。”有清以来的北京，满族礼节风俗如请安、打千、抱见等，在北京各民族的礼节中独领风骚。满族下辈对长辈，三日一请安，五日一打千。请安为普通礼，见熟人垂手站立，鞠躬唱诺：请某某安。打千为重礼，通常是下对上，男式为先哈腰，左腿前伸并弯曲，右腿曳后；左手扶膝，右手下垂，口中同时唱诺：请某某安。女式是头微低，双手贴腹相交，膝下蹲，同时唱诺：请某某安。今天的北京，请安礼在老人间不管满汉都还偶用。男子打千礼已不用，但女子打千礼在特定的场合下还使用，比如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倪萍1995年7月4日晚在北大演出谢幕时就用了这种礼节，赢得了北大师生更为热烈的掌声。

　　满族素有“俗尚齿，不序贵贱”的风俗，以前，少辈见到长辈，不分地位高低、贫富贵贱，皆尊称“马法”（mafa，汉译音为老爷子）。在入关以前的东北，从努尔哈赤时代起就有相见时的礼仪回避制，如行进中备御遇参将，则命伞兵回避，只身相见。一般旗人途中遇见长辈，也“必鞠躬垂手”而问“赛音”（满语sain，汉译为“好”），待长辈走过后，方可行动。骑马遇到长辈还要下马，长者也客气地说：“谢谢阿哥，请马上先行”。这种礼貌待人的习惯今天虽不像清朝那样严格，但在全国各地原清朝统一驻防八旗的满族聚居区仍然明显与当地汉人有别，凡是满族人见到熟人都主动说话，而一些汉人是不太注重这种见面礼的，尽管是熟人，有事说话，无事点头一过，甚至不点头就过去的也不在乎，所谓“点头之交”，正是汉人的普通礼节。北京的满族人不仅讲见面礼，也十分讲究礼貌语言，近古汉语发展出的第二人称尊称“您”本来是和“你”并用的，对普通听话人用“你”，对值得尊敬的听话人用“您”。旗人在生气骂人时都是“他妈的，您××××。”正如美国人“谢谢”不离口一样，北京满族人是“您”字不离口，进而影响了北京话，使普通第二人称“你”逐渐被第二人称尊称“您”所代替。现代北京人不同于外地的突出用语就是只用“您”，而外地汉语和普通话汉语仍是“您”、“你”视尊敬与否而选择使用，这正是满族礼俗在北京生活中的痕迹。另外，今天北京人除官方场合的正式会议外，聚会经常是以年龄长幼排礼节坐次，不问职位高低，少辈见年长者主动问好，平时礼貌用语的使用也明显多于外地，这些似与重礼貌的满族在北京生活近三百年的潜移默化有关。

　　满族人具有忠诚、直爽、耿介的性格，过去的旗人十分忠于上级，对长辈或上级的指示决不当面辩驳，而是不讲价钱不讲条件地回答“”，并且尽心尽力努力照办。对上级的批评更是勇于接受，富有内疚、反省和自我批评精神。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八旗兵用大刀长矛面对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毫无惧色。革命导师恩格斯曾在《英军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高度赞扬过八旗兵忠于中国勇敢战斗的精神，并指出，如果当时中国军人都能像镇江保卫战的八旗兵那样，英军绝对占领不了南京。即使是战败了，八旗将士也不埋怨指挥失误的清政府，而总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种精神从今天看封建社会似是一种愚忠，但从民族性格的思想性看，它又是一种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表现在民间的与人相处上，就体现了直爽对人，耿介豪放，勇于实施不指望索取的给予。满族文学家老舍在回忆他和满族语言学家罗常培的友谊时曾说：“莘田是学者，我不是，他的书我看不懂，那么我们俩为什么老说得来，不管相隔多远，老彼此惦念呢？我想首先是我俩在做人上有相同之点，我们都耻于巴结人，又不怕自己吃点亏。”老舍又说：“记得在抗日战争中，我在北碚，莘田由昆明来访，我就去卖了一身旧衣裳，好请他吃一顿小饭馆儿。”（详见《中国语文》1959年第1期第23页）这是满族人处世哲学的一个小小缩影。今天的北京，满汉两族的思想性格已经融为一体，在哪个城区里明确划分出满汉人的性格都已经很难，但人们通常说北京人豪放，旷达的性格与上海人有别，与紧紧毗邻的天津人也不同，这种民族融合性的地域性格，不能排除满族人的融合作用。

　　满族风俗在现代北京生活中的上述表现远不止于此，比如满族的书画、满族的地名等等，但仅仅通过已述的这些痕迹，我们已经看到了京味文化中满族成分的重要性。在北京满汉族缘集团向地缘集团的演进中，确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型文化结构，我们应该在这个结构中继续挖掘满文化的精华，总结北京满文化的财富，从而为弘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多作贡献！